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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這一段校史中上學

發布時間: 2018-01-28   | 來源:本單位 | 點擊數:5887

1943屆校友、蘭州大學外語系教授  何天祥

(選自《甘肅省蘭州第一中學九十校慶詩文選輯》)

人人都說中學教育在一生中最重要,我充分相信這一點。

1937年,抗戰開始的那一年,我虛歲十二,從小學畢業。畢業時老師說我成績好,使我十分驕傲,當時正是抗日軍興,全國上下,群情激昂,我也非常興奮。總覺得自己應該考進全省最負盛名的蘭州中學。誰知道一榜發布,我竟名落孫山。受到了屈辱,又遭到父親的斥責,我感到無論到那里,都抬不起頭來。就在這個時期,街上看見了蘭州中學招收“初—特別班”的廣告。所謂“特別”,是每年交納四塊大洋的學費。父親說:“交就交吧,可是這一次再不要掉下來。”不知是我用了些功,還是學校降低了要求,我居然考上了,總算得到了一些心理上的補償與藉慰。可是還有一種說不出口的難受,我在“特別班”里!

學校對這個特別班,給予了“特別”的照顧,安排了一些最好的教師,當時的教務主任茍秉元先后教我們的數學,后來當了師大、蘭大教授的王近仁先生,教我們的英語,王先生的特異教學方法,影響了我的一生。

那時節,抗日戰爭發展得很快,不幾多時候,北平、天津、保定、石家莊、太原相繼失守,日本人一直攻占了山西運城,蘭州成了國際援華線上的重鎮,也成了日本飛機轟炸的重點。起初學校安排在校內上兩節課以后,就到野外去防空,邊防空邊上課。所謂野外,就是現在的甘肅日報社那一帶。雖說是這樣動蕩的安排,我們的課還是挺認真的,在野外圍著老師坐在樹底下,依舊是英語、數學。直上到太陽爬到四墩坪的時候,才放學回家。

當時我是全校最小的一個學生,我有個舅舅叫龔得福,上蘭中高二,他受了我父親的委托,給學校說我年齡太小,讓我住在他的齋房宿舍里。因此我認識了高中的大同學,或許是老師在他們班上夸獎過我,他們都爭著要看我的英語練習本,都說我幸運,碰上了好老師,鼓勵我好好學。這種來自大同學的鼓勵,往往勝過老師的夸獎,勝過家長的訓斥,我就格外努力,對英語愈來愈產生更大的興趣。

抗日救亡的氣氛越來越濃,第一個學期完了,又過了一個寒假,我認識的高班大同學中有好幾位不見了,他們是楊希真(楊靜仁)、陳定邦、安鼎銘,我們班上也有個陸廣林不見了,聽說走了陜北,抗日去了。

我們班不再叫特別班了,我們也不再交那四塊大洋。

這時候,學校里常來一個送《大公報》兼送豆漿的人,大個子,瘦瘦的。一條扁擔,前后兩個小木箱,木板箱又用木板隔成小格子,裝著熱豆漿的小瓶膽。我認識他,因為他喜歡摸摸我的頭,夸獎我兩句。后來,聽說就是他給大同學們送來了進步書報,可是他從來沒有給我什么東西,或許是嫌我太稚氣。

日本飛機轟炸蘭州的次數加多了。有時候,一天之內要來好幾次,第一次把炸彈丟到陜西義園,就是今天蘭大研究生樓那地方,以后就命中蘭州城。古老破舊的蘭州經不住狂轟濫炸,早已是遍體鱗傷了。學校就不能再到中山林去防空了,要遷校洮沙縣的辛甸鎮。放假回家,我參加了抗敵后援會的服務團和宣傳隊作救亡工作。

最使我興奮的是這樣一件事,有一天我正去服務團的路上,遇上空襲警報,我和同學馮云跑上了白塔山,剛爬進現在東面那座三角亭附近的防空壕里,日本飛機已經到了蘭州城的上空,黑壓壓的一大片。白塔山上的高射炮響了,震得地搖山動,但敵機的陣式沒有改變,突然一個個降低一下,又飛了起來。就在這個時刻,蘭州城里升起一排一排濃黑的煙柱,投彈原來是這個樣子。看見這個景象,胸口郁氣,又悶又脹,真是難受。忽然有人在喊: “兩架”,“兩架”,應聲抬頭,果然有兩架敵機托著長長的煙尾,我才發現在敵機的陣式中,有我們油綠的小飛機在穿梭。正在這時候,這兩架中的一架,打起轉兒來,映著陽光一閃一閃的。另一架像夜空的流星,一頭朝西氽了下去。防空壕里的人都跳出來了,顧不得什么危險,蹦起來了,大聲喊:“兩架,兩架”。我胸口的痛悶霎時間沒有了,這是狂歡。我親眼看見了抗日戰爭,我親眼看見了一場戰斗,我親眼看見了中國人的勝利。警報解除,我興奮地跑回家去,要告訴家人我看見的一切,但是他們已經拿到了油印號外,擊落的敵機,不是兩架,而是九架。第二天敵機又來了,它想報復,但是又給打下了六架。我心里也在暗暗立志,我也要好好學習,長大為中國爭氣。

學校遷到了辛甸,這是洮河邊上的一個村鎮,離蘭州150華里,從蘭州到那里要翻過七道梁,走兩個半天的山溝路。辛甸是校長張香冰先生的家鄉,要遷到那里去,是張校長拿的主意,當然在下面也有許多非議,但是張校長作得很決斷。蘭州中學是全省最大的學校,這樣一個小鎮那里擱得下,還是張香冰先生發揮他在地方上的威望,克服了許多困難。學校在鎮上占了兩座小廟:街北的關帝廟和街南盡頭的龍王廟。殘破的神殿當教室、宿舍兩用,另外又租用了南北兩家住客的小店,作為學生宿舍,北頭張家店的店主張爺有些江湖義氣,南頭桑家店的桑爺,夸口他的店里住過外國人,原來瑞典考古家安特生曾經住過他的客店,發掘了辛甸文化。

我有個堂兄,何天鎮,和我一道上蘭中,我們總是哥兒倆上學和回家。我們被分配住到關帝廟的上殿里,在住進去的那一天,我們看見兩廂房里還停放著幾口死人棺材。頭一夜,殿角的風鈴(鐵馬)叮當作響,我馬上想起兩廂房的棺材,害怕得沒有睡著覺。

那時候的生活是苦的,但是思想里裝著“抗戰”兩個字,什么苦也能頂得過去。對付生活上的“艱苦”,用的是“苦讀”。爬在地鋪上做作業,寫日記,寫作文,用樹枝在地上練英文、演算題。天麻麻亮就要起床,起床以后,在門前的大車路上跑,晚上幾個人圍著一盞小油燈溫課。后來過了很久,大家出力才在街后的荒地上平出了一個簡易籃球場。

洮沙的辛甸鎮、臨洮的新添鋪和寧定(今廣和)的三甲集輪換集市,辛甸鎮在逢集的日子里,窄窄的街道上車來人往,水泄不通,木板骨碌的大牛車,大紅大綠的山里姑娘,大捆大捆的大蔥白菜,真像莫泊桑在小說《一段繩子》的開頭所描寫的。背集的日子里,鋪家都搭上門板,只有野狗在街上咬仗和覓食。

我們的學校生活也和集場的逢背密切關連著,擇好逢集的日子,學校里組織學生在街頭演文明戲,宣傳抗日;還辦獻金臺,為抗日募捐;開義賣場,為救亡籌款。你別看是十個小村鎮,也別看都是些鄉下人,真是人山人海,慷慨輸將哩!

那時候有位數學老師叫成泮如先生,負責組織了一個文明戲戲班子,演出了滑稽戲《打城隍》,宣傳破除迷信,《雞大王》,宣傳勤儉生產,捐錢抗日,這兩個劇居然都成了保留節目,連著好多集日,都久演不衰。還有這么一次,在獻金臺的旁邊捉住了一個年齡比較大的學生,說他是漢奸,在搗亂,在破壞。于是趕集來的老百姓一下子都撲了上去,把那個學生壓倒在地上,拳打腳踢。在旁的體育老師,還有幾位學校的人急匆匆跑上前去,拉開了憤怒的群眾,用繩子綁了漢奸嫌疑犯,說要送到縣里去。群眾們憤憤不平,不讓放走,要就地處置。后來才聽說這是一個活報劇之類的演出;原來那漢奸是同學扮的,不知道是誰出的這個餿主意,那同學白挨一頓痛打,這還算好,沒有遭到不測也算萬幸,不過隊這次冒險,倒反映出群眾對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!

學校里有位教生物的老師,高藝舟先生。他是日本留學生,他會畫,他的大幅漫畫刊載在武漢出刊的《漫畫》上,有好幾次哩!他負責組織了一個“蘭中漫畫工作隊”,我也參加了這個隊。我們每半月刊出一個彩色的漫畫壁報,文字少,畫幅多,貼在一塊大木板上,趕逢集的日子,搬到街心里去展出,吸引了不少觀眾。我們的工作是非常認真的。今天回憶起來,我們還為《蘭中漫畫》的活動而驕傲。工作隊里出了兩位知名的畫家,一位是輕工局的美術師謝笠,另一位是甘肅省有名的諷刺畫家裴廣鐸。

我們的功課,并沒有受到救亡活動的沖擊,反而是經過激勵,抓得更緊了,每天六個鐘頭的正課以外,還有課外活動,籃球最普遍,學生組織的球隊很多,有名的是“興中”和“樂群”。我們小同學差不多都喜歡踢毛彈(用毛線繞的小足球)。星期天,要不到街道南盡頭,一條引洮灌田的渠頭去游泳,就是到附近的各村鎮去遠足,我除了參加“蘭中漫畫工作隊”以外,和幾個同學組織了一個考古隊,在安特生發現辛店期彩陶的山坪上,去撿拾陶片,居然撿了一提包,后來一位上西大的歷史系的大同學說,很有用,他完全拿去了。我們的學習生活,又緊張,又忙碌,蘭州中學的學生像燒紅的鐵塊,放在鐵砧上,敲了這面,又打那面,不論打成一塊鐵锨,還是一苗蹄釘,都成了—個個有用的器件。

我在初中畢業前害了一場傷寒病,我堂兄和我搬到一家姓張的農戶家,張奶為我做病號飯。我父親因為事忙,騎著自行車翻山越嶺來看過我一星期,我的堂哥始終在我身邊照料。老師和同學們的問候與安慰,都由我堂哥轉給我。病好以后不久,就參加了初中畢業考試,或許是老師們對我的殊遇,我居然得了一個比較優異的記分。

戰事仍然在進行著,生活依舊很苦,但是日機的空襲不那么頻繁猖狂了。許多同學都轉考到甘肅學院附中,因為這個學校在蘭州城郊。但是我仍然留在辛甸,繼續上蘭州中學的高中。我媽曾經想要我換個近便的學校,我父親說,“蘭州中學是最好的學校,還是留在那里好。”說實在的,我的心理上一點也沒有轉學的念頭。

我高中一年級的國文課,由校長張香冰先生親自擔任,課本用的是商務版傅東華編的,開頭就是《古文辭類纂序》、《詩教》、《典論論文》等等,夠艱深的了。想不到平日一本正經、面容嚴厲的張校長變成了國文教師張老師的時候,完全換了一個人。他的講述是那么引人入勝。我見他書上的眉批旁注,圈圈點點,整齊得很,我更欣賞他在我們作文后的毛筆批語,或指正,或獎譽,或鼓勵,或批評,嚴謹無華,簡明中肯,尤其是他那一手娟秀瀟灑的毛筆字,簡直是書法珍品。由于他的教學,我對對國文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。

第二年,我們的年級搬回了蘭州的原校址,在校外,雖說是仍在戰時,但氣氛大大變了樣,人心也不像前幾年那樣振奮,日機的空襲很少很少了。在校內,我們的課程變得既繁且重,一門數學分列成好幾門。我成天埋頭于趕作業。國文老師換成了張完夫先生,聽說他曾經在孫中山的大元帥府里當過諮議,瘦弱矮小,文質彬彬。但是講起課來,卻變成一條生龍,一頭活虎。他給我們講了《多爾袞致史可法書》、《史可法復多爾袞書》、《項脊軒集序》、《左忠毅公軼事》等等。講到慷慨悲壯的時候,他的精神激越振奮,講到悲慘凄涼時,他的語調低沉婉約。聽張老師的課,真是一個享受。他的講課,對我以后學習英語朗讀技巧,起了非常巨大的指導作用,我也在英語教學中,注意指導我的學生,運用正確的語調來表達文章的深層涵義。

1943年夏天,我從蘭州中學高中畢業。在我升入大學的過程中,我走過許多彎路,也跌了一些跤子。究其原因,不外乎兩點:興趣太廣,見異思遷。興趣廣泛是件好事,說明蘭州中學的教育方向是多方位的發展,而不是偏重某幾方面。見異思遷,則是我個人的事,正因為這個缺點,我沒有顯著的成就,有辱于我的母校,辜負了我的老師。

我的中學生活,正是貫穿著蘭中遷校辛甸的這一段。對于蘭州中學來說,這是不可忽略的一段,這一段正是八年抗戰中的六、七年。

1971年,我有個急匆匆的機會,路過辛甸鎮,我曾在舊校址上停立良久,不是為了別的,而是為了追尋我的記憶,美麗的記憶。我想起了許多人,想到了我這篇文章里沒有提到的老師,我想到把客店騰出來讓我們當宿舍的張爺,想到述說安特生故事的桑爺,想到塑造小中山林的張二爺,想到和我們一起參加升降旗儀式的杜大爺,也想到在湖北為搶運張自忠遺體而殉國的辛甸人宿團長……還有很多很多,他們都與我的中學生活分不開,是他們和我們共同編織了那一段時期的蘭州中學,是他們和我自己塑造了我這個人的雛型。

轉瞬間,五十多年過去了。我感激我的母校,我眷念,我珍貴我的那一段人生道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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